专访首都银行（我国）行长黄振东：绿色金融不止于银行，需多种业态协同推进

绿色金融为低碳转型按下“加速键”，在此流程中，金融资产怎样合理配置始终是行当重视的焦点。

“从当前实践来看，绿色金融涉及的大局部都是工程投入，而这对商业银行而言现存必定难度。”首都银行（我国）行长黄振东近日在上海接收《每日金融资讯》专访时坦言。

究其缘故，在于商业银行面对着严格的流动性管控。“流动性”这一指标，是采访流程中黄振东多次着重的关键词，在他看来，绿色金融不止于银行，更需求多种业态协同推进。

他以母行首都银行集团多年的实践为例，向采访人员拆解了三种绿色金融的业务形态，分别适配于不同的工程需求。当做菲律宾最首要的商业银行集团之一，首都银行集团囊括银行、保险、信托、投行等综合业务牌照，在东南亚绿色金融进展中积淀了深厚的经验。

鉴于此，黄振东在受访流程中也提到，外资银行需找准差异化定位。“咱们做的绿色金融业务基本都和跨境相干，经过与母行的跨境联动，能够为中资公司给予全方位、便利化的跨境绿色金融业务。”

首都银行（我国）行长黄振东 图片起源：受访者供图

商业银行的“掣肘”：资金供给与需求现存错配

“绿色金融进展的需求更多在于工程，而非产品。”黄振东对采访人员说道，从当前实践来看，绿色金融涉及的大局部都是工程投入，而这对商业银行而言现存必定难度，究其缘故，在于商业银行面对着严格的流动性管控。

“期限”则是其中的关键。他进一步阐明：“若干中小银行的存款偏短期，平均期限大概在6个月，这种状况下往往难以去投入动辄5年、10年乃至更长期限的工程，因为资产负债的期限会呈现错配。大型银行因为资产体量大，遭受的限制或许不是尤其明显，比如拿出1000亿元去投入一个10年期的资产，而这1000亿元相较于大行几十万亿元的资产而言占比很小，带来的作用或许不会尤其大。但是关于大多数中小银行而言，通常资产规模体量越小的商业银行，3年、5年以上的资产也会越少，那么从流动性指标管控的角度来看，那些银行就难以去做那些长期限的工程投入。”

此外，从资本占用的角度来看，高碳产业转型的工程往往具有投入周期长、投入金额大的特点，这对银行而言意味着长期的资本占用另有增加的资金成本。依据国内监管规定，若商业银行表内径直持有股权资产，资本占用是对比高的，依据持有时间不同，权重为400%~1250%。

“商业银行在主动参与，但或许不见得是这个行当的全面主导者，绿色金融的生态仅靠商业银行是不够的，需求多种业态的协同推进。”黄振东坦言。

在他看来，商业银行对比擅长从产品的维度去切入绿色金融，但假如是长期限的工程投入，通常不是商业银行的业务范畴，而是投行等其他机构的业务领域。

他举例称，母行首都银行集团旗下设立了First Metro Investment Corporation（首都银行集团旗下投入公司），以投行的形式去参与长期限的工程投入，使得商业银行与投行的业务有所区隔。

三种业态的参考：鉴于实际需求开展分类

在黄振东看来，金融机构若要深度参与绿色金融，依据自身的业务形态去分类是十分必要的，不同业态协调协作，这将更好地促进绿色金融行当进展。鉴于此，他向记者拆解了母行首都银行集团的做法，给出了三种业务形态的参考。

其一是基金。若干绿色金融工程需求长期运行，且危机对比高，经过基金的形态支撑会更适合工程的需求。

于是，母行成立了Metro Clean Energy Equity Feeder Fund（清洁能源股权基金），使得寻求长期资本增加的具有激进危机状况的公司更容易获取绿色投入。该投入信托基金专注于替代能源和能源技术，将其总资产的至少70%分配给促进向清洁能源转型的全球公司，包含可再生能源技术给予商、替代燃料研发商和节能基本设施。

“这是一个长期资本，对应的也是长期回报。因为投入的工程危机较高，这当中也会有失败案例，需求持久地扩容以分散整体资金池的危机。”黄振东告知记者，2024年母行共有214家公司顾客参与该计划，完成514笔买卖，金额共计15.6百万比索。

其二是贷款。母行为ACEN阿亚拉集团在菲南部赞巴莱斯的某工程第二阶段的研发给予了45亿比索的长期贷款。一旦投入运作，该工程将有助于每年减少32万吨碳排放，与此同时为大约11万户家庭给予清洁能源，并在社区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其三是债券。水不但仅是一种资产，更是社区的生命线，旨在增强菲律宾水务公司Maynilad的长期水资产可持久性，母行为其给予了100亿菲律宾比索贷款，支撑其升级水处置设施等。与此同时由First Metro Investment Corporation（首都银行集团旗下投入公司）支撑其150亿菲律宾比索的蓝色债券发行，该公司将运用所得资金资助12个促进可持久水和废水治理的重点工程，径直惠及1000万顾客。

“基金、债券都是支撑长期工程，但两者性质不同。基金是咱们承担危机，去支撑那些有创造机会、对比激进、危机较高的公司，债券则通常是由大型公司发起，咱们当做承销单位来协助完成资金募集。”黄振东对采访人员说道。

他与此同时表示：“不同于国内监管体系关于绿色金融的引导，东南亚商业集团的作用力对比大，咱们依据商业行为逐渐进展出可行的方案，所以会有基金投放、工程贷款、债券发行，这是鉴于实际需求开展分类，由需求催生出的结局。”

外资银行的定位：跨境联动给予办理方案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加速绿色转型，当前依然现存巨大的资金缺口。在黄振东看来，菲律宾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绿色转型的挑战正是首都银行的机遇所在。

“外资银行务必有自身的差异化定位，先从跨境起步，协作母行的业务，所以咱们做的绿色金融业务基本都和跨境相干。”他向采访人员阐明，当做菲律宾首都银行在华全资子公司，首都银行（我国）经过与母行的跨境联动，借助母行在当地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位置、资产、消息等长处，能够为中资公司给予全方位、便利化的跨境绿色金融业务。比如，为支撑我国出口东盟，尤其是菲律宾，首都银行（我国）曾为出口厂商大力给予福费廷融资业务，也曾联合母行为中资公司转开保函，支撑菲律宾当地基建工程。

谈及将来的跨境协作方向，黄振东表示，结合当下我国公司“走出去”的需求，银行的内保外贷、内存外贷等融资方案能够协助公司在海外工程中获取低成本资金。此外，跨境银团贷款、跨境资金池等方法也可为公司跨境绿色工程给予有效的资金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洗绿”“漂绿”危机是全球绿色金融进展中的广泛挑战，金融机构对此的风控程度则关乎绿色金融各项业务开展的质效。

采访中谈及危机规避难题时，黄振东对采访人员表示：“咱们会重点评估工程的‘实质性’，可否能确实减少碳排放，比如目前正在宁波当地所实施的鉴于石化设备升级的融资工程，咱们会去探讨判断如此的改造价值究竟有多大，而非仅仅依靠挂有绿色补贴的名号。在每项业务开展前，咱们都会先做危机评估，再做投向分类，从而避免银行在绿色金融的投向目的下放松风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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